六月二十七，奶奶的祭日，爸和我去给奶奶上坟了。我家乡的风俗，一年要上五次坟，清明节、中元节（七月十五）、十月初一、大年三十、祭日，这流传下来的五个节气节点很合理，节奏不快不慢。在我们想念先人时，大约上坟的日子就要到了。由于我在南方工作，爸妈也过去帮我带孩子，所以上坟这事总有遗漏。经常是五次祭拜合并，只有大年三十这一次了。今年暑假我们回到老家，因为疫情，所以迟迟没有返湘，又恰逢奶奶的祭日，爸爸和我就去给奶奶上坟。我爸爸亲兄弟三人，大伯身体不好，二伯英年早逝，三兄弟能去的就只剩我老爹了；我没有堂哥，堂弟考上了广州的医学博士，忙于学业公务。另外我还有一个姑姑，但家乡的习俗就是嫁出去的女人不参与祭祖的。所以，本来不多的男丁家族，就只能是爸爸和我去给奶奶上坟了。爸爸要我带上镰刀，以便割草。我们爷俩，沿着曲曲折折的小路走去，我们村的坟墓场在田野里，地里的玉米有一人多高，虽是晴天白日，但地里的虫叫声都能听清，时不时还有被我们惊起的麻雀“呼”的成群飞起来，说心里话，要不是我们爷俩，我自己都不敢来。
一米多高的杂草横亘在我们和先祖们之间，我们用镰刀清出一条不太清晰的道路。稍做整理，我们就把早已备好的酒菜摆上，在地上化了个圈，把黄纸钱放在地上燃烧起来。我们在地上磕了头，我却不知要说什么，爸爸也不知说什么，因为奶奶死的时候，我爸爸才三岁，一个从没有被妈妈爱过的人，是什么一种感觉？我奶奶十六岁就嫁给爷爷，在生育了六个子女后，在29岁那年去世了。我爸爸排行老四，上面有一个姐姐和两个哥哥，下面还有一个弟弟、一个妹妹（奶奶去世时，他们俩太小，夭折了）。奶奶是怎么死的呢？我问过爸爸、问过大伯，他们都没说清。只了解到，六十三年前的一个夏天，那年夏天很热，蝉叫的很响，爷爷从码头（奶奶去世前，爷爷做纤夫）回来，进门就被绊倒，摔了一个跟头，一看，原来是奶奶躺在地上。奶奶说天太热了，在地上凉快。没过多久，奶奶病情加重，爷爷拉车带我奶奶去看医生时，奶奶已经不行了。爷爷是个直男，不懂温柔、风情，不知道疼人，对自己“狠”，对别人也“狠”。这是我爸爸的描述，也有他的议论。
奶奶死后，爷爷一人撑起一个大家庭，拉扯着孩子们。我爷爷是个能人，卖过煤、拉过船、要过饭，甚至做过贼（生活所迫，孩子们饿）。我爷爷是个苦人，他身材不高，也就一米六多、不到一米七；身材不胖，也就一百二十多斤、不到一百四。没白天没晚上的劳作，公鸡啼叫几声出发，披星戴月晚归是常事，为了有口饭吃、有衣服穿，步行几百里去卖地瓜干、卖豆子等。爷爷是个“光棍”，奶奶去世后，二十九岁的爷爷没有续弦，一直到八十岁去世，他去世那年，我爸爸五十多岁，我正好二十岁，刚上大学。
许多人觉得“奶奶”这个词眼多么美好温暖，我家的两个小家伙整天“奶奶、奶奶”的叫着，饿了、渴了找奶奶，受了委屈、小磕小碰找奶奶。
“奶奶”这个称呼于我来讲，太单薄了，我只懂的叫“妈妈”。而我爸爸是从小就没妈的孩子，那是多么可怜的事啊。没人妈疼、没人妈爱、回家没有妈妈叫，这该是多么灰色的童年？我爸爸是朴实、勤劳的劳动人民，不过他不太一样，他不太喜欢讲话，不爱热闹，不喜欢打牌、打麻将、喝酒，不会做饭、做家务，总之很孤僻。在那个忍饥挨饿的时代，貌似爱好不那么重要，貌似活着比什么都重要（难道不是吗？）。我爸爸是个木匠，做过“圆头”椅子（就是配方桌的那种椅子）。我妈妈就带着爸爸做好的一对椅子，去附近的集市上卖，因为做工精细、结构坚实，在所有去卖椅子的中，爸爸做的椅子总是先卖。以至于顾客早早就在集市上蹲着等我妈，人家不知她姓名，只是说着“就是要买那个个子不高，牙口不好的娘们儿卖的椅子，还带着用大皮袄裹着的一个孩子（那就是年幼的我，有多年幼，我不记得了）”。
说着、想着、聊着，我们到家了。我有两个儿子，一个两岁多，一个快一岁，他们（小的被抱着）出来接我。大儿子问我：“爸爸，你去哪里了？”“我去看我的奶奶去了。”儿子貌似没明白，眼神稍停顿了下，又问我爸爸：“爷爷，你去哪里了？”爸爸说：“去给我妈妈上坟了。”
中午吃的土豆炖蛋鸡，大锅、柴火炖的，爸爸和我各喝了一杯（二两半），喝的是上坟拿回来的、我爷爷最喜欢的高粱酒（因为奶奶喝不喝酒、喜欢喝什么酒已无人知晓）。然后午休，那天中午很热，蝉叫的很响。
工作中的父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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