嘉庆皇帝(资料图)
文章摘自《历史上那些帝王们》 ,刘继兴 刘秉光著,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
乾隆之所以与雍正处置曾静谋反案大相径庭,有他周密的考虑。他在青年时代目睹了这场文字案的前前后后,他清楚认识到:父王想将诽谤公布天下,以获清白,却起到了完全相反的作用。对曾静谋反案和吕留良文字狱案的公开审讯和批判,实际是把父王自己推上审判台;雍正的“华夷之别”的新释、十大罪状的自我辩解、皇宫中的秘闻丑事泄露、皇子间尔虞我诈、文武大臣间明枪暗箭等,统统详细地记录于《大义觉迷录》一书中,损害了万乘之尊皇帝的形象,暴露了国祚和宫廷的绝密,起到反宣传作用,根本达不到使臣民“觉迷”的目的,只能更增强人们的反清排满情绪,对清朝统治极为不利。因此必须彻底剪除禁锢异端思想的蔓延,肃清其流毒。同时留着这两个弥天重犯”当“反面教员”,更难以起到“感化”教育的作用,干脆一杀了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