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几年,无论是在网络上,还是在中国的传统媒体上,都出现了很多关于计划生育的负面报道。下面举几个最近的例子:
12月14日《南方日报》报道:“广州番禺区要求新生入学提供母亲上环证明。”
12月17日《南国都市报》报道:“海口独生子女夫妻被刁难:上环才发准生证。”
12月18日《南方都市报》报道:“中山大学校内一餐厅在办理《餐饮***许可证》时,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大校长的计划生育证明。”
12月19日《大众日报》报道:“山东菏泽牡丹区潜规则:母亲不上环婴儿不落户。”
12月26日《生活新报》报道:“巧家一妇女超生回乡遭关押,第二天被强制结扎。”
12月29日和30日《中国青年报》连续刊登关于“福建南安计生干部涉嫌非法关押老人与儿童”的报道。
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,中国媒体有关计划生育方面的报道和文章,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宣传“计划生育利国利民”,几乎看不到有关计划生育和计生部门的负面报道。
那么,是不是近几年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增多了呢?实事求是地说,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相比,近几年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不是增多了,而是减少了。主要原因是:近几年的生育率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相比大大下降了,“超生”现象大大减少了。
为什么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有所减少了,计生负面报道反面增多了?我认为原因在于:近几年来,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人口不是负担而是资源,认识到中国已处于超低生育水平,“超生”其实是利国利民的。在过去,许多人由于受到计划生育片面宣传的影响,认为“超生”者多占了社会公共资源,因此,虽然他们明知强制上环结扎、牵牛扒屋之类的行为是不人道的、不符合法律程序的,但由于他们内心深处认为“超生”本身就是不对的,因此他们也不愿意谴责计生部门的违法行为。
我曾看到有一位网友回贴说:“超生虽然不对,但计生办粗暴执法也是不对的。”这位网友虽然批评计生办粗暴执法,但他同时认为“超生也是不对的”。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代表性。持有这种观点的人,往往对计生暴行睁一只眼,闭一只眼。
打个比方,有一个小偷在偷东西时,被一位过路人张三发现,张三见义勇为要抓小偷,但反而被小偷倒打一耙,小偷污蔑张三才是“小偷”,并把张三打成重伤。围观群众误以为张三是小偷,因此,虽然他们认为把“小偷”打成重伤是不对的,不符合法律程序,但他们并不想为小偷说话,因为偷窃行为本身就是不对的。然而,当人们后来了解到,张三不是小偷,而是见义勇为者,这时,人们当然要谴责真正小偷的暴行。
同样道理,当人们认识到,“超生”者不但不是多占了社会公共资源,相反,“超生”者为改善中国人口结构、为国家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作出了贡献,也就是说,“超生”者的身份从“小偷”变成“见义勇为者”,这时,人们自然认为应该谴责计生办的违法行为。